因此，著作权法虽然能够对数据信息提供一定的调整和规制，但此种调整具有显然的不完全性和局限性，仅可以作为辅助性法律机制，而难以承担基础性法律机制的重任。
参见张永和：《权利的由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页。[美]潘恩：《人权论》，见《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页。
但我们必须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自然权利的片面性或不完备性：它不是自然法的产物，相反，它在很多方面是对自然法的背离和降格。《宣言》虽提到了道德和普遍福利（general welfare），但它不是公共的善（common good），因为人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权利都与公善不相容。相反，在康德的法庭上，理性担当的角色不少于五种。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自然权利，显然是一种自我否定。[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5页。
自然权利理论诱使人们误以为权利本身就是神圣的、无限的，可以不受任何客观措施的限制。这看起来极力高扬了人的地位，甚至在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中把人的主体性塑造成了神性。因此，机器人不可能有道德感，只有基于程序的反复和预先设计而总结出的规律，从而也就没有民事主体所必备的基于内心感知（良知）所做出的善恶评判和行为选择赵万一：《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辨析——兼谈对机器人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要求》，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58页。
（四）人工智能无法承载法 如上所述，法律主体乃是承载法的人格人，只有能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承担者，才能成为法律主体。在康德的法哲学世界里，人就是指人格人，人就是天然的法律主体。众所周知，人对外部环境相当敏感，在不同的环境（如漫天飞雪或酷暑当头）下，人会作出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但人工智能感觉迟钝，自然环境状况对其算法程序的影响之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2017年2月16日，欧洲议会投票表决通过《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的立法建议（2015/2103 INL）》，该建议指出：机器人的自主性可以被界定为，在外部世界作出独立于外在控制或影响的决定并实施这些决定的能力;这一自主性具有纯技术本质，且其自主性程度取决于机器人被设计成的可与其环境进行交互的复杂程度。
有关法律与情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可参见Susan A.Bandes ed.，The Passions of Law， 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人工智能未来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难以遽下结论，但当代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建立在个体生活经验基础上的情感、直觉和情绪，此乃毋庸置疑之事实。尽管公法人和私法人彼此目的相异，且在目的问题上公法人与公法人之间、私法人与私法人之间亦有天壤之别，但它们都是一种目的性存在，此乃有案可稽之客观事实。
从一生下来，人在概念上或多或少是个法律主体。毕竟，人工智能是比人类还智能的新型物种，它的秉性如何、有哪些需要和欲望、珍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对自由与财产持何种立场，凡此种种，当下我们人类都是心中没数、懵懂无知。所有的法律都只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功能，离开了主体，一切法律就立即沦为一张废纸。人工智能参与立法，与人类同为立法者，则为我们人类不能不接受的法律主体逻辑。
事实就是，包括机器人在内的各种人工智能体仅仅具备纯技术化的自主性，此种自主性固然属于自身作为一种目的性存在物的一项构成要件，但单纯具备此等构成要件并不足以使人工智能成为一种目的性存在物。这个主体就是法律主体，它是法律及其构建的法治秩序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参见[美]施尼温德：《自律的发明：近代道德哲学史》（下册），张志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98-628页。[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1页。
非洲习惯法可以没有困难地给予土地以权利和义务，正像印度法没有困难地给予非正统的受崇拜的神，或佛教法给予动物以权利和义务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唯人具有发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着这种存在者以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2-193页。
就像英国法史学家梅特兰所说，我们不得不允许团体有自己的真正意愿，跟自然人的意愿一样真实的意愿，如果n个自然人联合起来组成有组织的团体，法理学肯定会看到n+1个法律上的人，除非它想要摧毁这个团体[英]梅特兰著，大卫·朗西曼、马格纳斯·瑞安编：《国家、信托与法人》，樊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领会人工智能动作之社会价值与法律后果，并对之负责的，是其背后的人而不是人工智能自身。
没有这些因素，就是人也决不可能具有自律性。试问我们还需要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吗？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智能到足以亲自主张自己拥有法律主体地位，我们人类难道不应该立即停止研发和制造此种类人化的人工智能吗？难道人类不应该不遗余力去避免给自己新造一个可以说不的新型物种吗？人类有什么理由给自己创造一个主人，从而使自身沦为客体地位呢？ 2.退一万步说，假使人工智能属于爱人的仁者，具有足够的良知，不会奴役制造它的人类，而能够与人类和平相处，那拥有法律主体地位的人工智能也不可能是被动的法律接受者，它们要参与立法，与人类享有同等的立法权，此乃不容商榷的势所必然。除了承认团体法人的意志（意愿）外，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人类还想生存下去的话。黑格尔有句名言：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二）法律上的人就是一种人格人 作为法律主体的法律上的人究竟有何特征呢？本文以为，法律上的人就是一种人格人。正是有了人与人结合而成的法人组织体，人类才成就了今日的繁荣与文明。
你做到了这一点，就能通过生命活动去支配外界对象，你就是主体;你如果连本能都不能超越，只是生命本能活动的奴隶，那么，你就不会有主体性。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法人的权利义务最终可分解为其某些成员的权利义务，但法人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完全独立于其组成人员的权利义务，此乃基本的生活经验，亦为简单的法律常识。
与此同时，有能力独立地承担权利义务，乃是法人取得法律人格的一项基本条件。人类水平的强人工智能的前景看起来暗谈无光。
匮乏自律的人就形同只有表象而丧失自我的动物。而且，机器人也与法人一样，不具有伦理上拥有财产权的基础，却可能比法人具有更高的效率与能力，从而为股东谋取更高的利益。
之所以说是机械性的，是因为对于结果而言算法程序实乃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外部环境等因素对这一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在现实生活中，执行法人职务行为的自然人本身并不认可甚至完全反对该行为，只是迫于身份角色和职业伦理而违心地执行之的情形，司空见惯、比比皆是。不只是不能进行刑法评价，从民法等所有其他法律部门维度都难以予以评判。质言之，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人工智能，可以且一定会对人类说不，就像孩子成年后对父母说不一样。
法人作为目的性存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其权利义务并不等于组成法人之成员的权利义务，即其权利义务具有独立性关于主体，哲学家高清海有过更清晰的阐述，他说：究竟什么是‘主体？在哲学术语中说得很复杂。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阿甘本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支配着所有其他冲突的最关键的政治冲突，就是人的动物性和人性之间的冲突。于是，需要亦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人天生地具备法律主体资格，而像人工智能这种在某些智能方面还远超人类的物，反而被拒之于法律主体的门外？法律主体是且只能是人，堪称法学界不言自明的公理。
在人格方面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自其成立和出生时就取得人格，但在权利能力方面，他们两者就不一样了，法人必须在其成立之时就具备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利能力，但刚出生的自然人即婴儿就不可能拥有权利能力，因而法律为之设置了代理制度。具体可参见胡玉鸿：《法律主体的基本形态》，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0-16页。
认为非自然人的法人能够成为法律主体，同样作为非自然人的人工智能亦可胜任。事实上，最先进的机器人是飞机。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法人这种组织体，是因为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获得自由——人之生命意义的最高原则。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考验着这一公理的可证伪性，至少有人向它提出了挑战。
意志是主体的核心和灵魂。概言之，法律主体的诞生乃是人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必然产物，是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且必须由法律来调整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共同体对自然人予以引导和保护的重要方式。
任何存在物一旦缺乏基本的法律认知能力，且无力用语言表达其认知结果，都只能是法律上的客体，而不可能获得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众所周知，人对外部环境相当敏感，在不同的环境（如漫天飞雪或酷暑当头）下，人会作出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但人工智能感觉迟钝，自然环境状况对其算法程序的影响之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法律主体大致可分为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和责任主体三个类型。[德]康德：《实用人类学》（注释本），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